在完成了关于国内外职业教育的发展轨迹、趋势、经验和教训的审视和论述后，我们会惊异地发现，中国现行的职业教育概念、思想、政策和实践，基本上停留在国外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水平上，实质上仍然是传统的职业教育思想与观念。这种传统的职业教育思想、观念与高度集权的教育管理体制相结合，还产生了国外职业教育所没有的弊端，即建立封闭的职业教育体系及追求职业教育模式的统一化和“一刀切”。这不仅不能把职业教育这篇大文章做好，反而会危害我们所大力倡导的职业教育和“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宏伟蓝图”，并会给受教育者带来终生的难以克服的缺陷。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滑坡，就是最好的例证。今后几年高等职业教育也不可避免的面临着滑坡和重组。我们不能不进行深思。

国外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历史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一、发展职业教育的本质是满足两种教育需求，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益

发展职业教育，是为了使教育更加适应社会需要，培养各种类型和各种层次的职业岗位所需要的各级各类专门人才，确保和促进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这一点是我们十分清楚的。但发展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必须考虑受教育者的需求，让他们具有更大的选择教育的权力和更多的可选择的途径，以便促进人的发展及具有对职业竞争、流动、替换的应对素质。凡是受教育者选择的教育必然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劳动力市场的原因。受教育者不喜欢、不选择的教育是注定不能发展的，其教育资源利用效益就不会高。国内外职业教育发展都证明了一个真理：职业教育必须满足社会和受教育者的两种需求。我们不仅仅是单纯地为了经济发展而发展职业教育，而是为了满足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教育需求发展职业教育。单纯的教育职业主义(单纯的教育社会本位论)只会危害教育的发展。因此，发展职业教育的本质是更好地满足两种教育需求，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益。

二、发展职业教育的基本原则是按照教育需求和供给办职业教育

既然发展职业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两种教育需求，那么按教育需求发展职业教育应是办职业教育的基本规律之一。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和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都能够通过劳动力市场(或人才市场)需求反映出来。因此，福斯特的职业教育必须以劳动就业市场的需求为出发点的思想，无疑具有普遍的意义。这种思想，要求职业教育的各种组成部分，都必须研究劳动力市场需求，了解职业岗位对专业人才素质有什么要求，了解受教育者有什么要求，并以此作为专业设置、建设、改革的依据，课程和教学内容改革和设置的依据，教育方式改革等各项教育工作的依据。

职业教育发展还必须考虑教育供给状况。福斯特的“我们现在对教育发展的观点应建立在需求之上而非供给之上”的观念是不全面的。不看教育供给情况，盲目倡导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绝对有害的。例如，王振佐、王志丰在《职教应倡导规模效益》中指出：“我市现有26所职校开财会专业，在校生6292人，其中有4所职校的财会专业学生不足50人。更有甚者，在一个县内有3所学校开设同一专业。”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指出：“现在全国高校．567万在校生中，竟有52万人是学会计类专业，每10个大学生中就有一个学会计的。这固然有社会需求问题，但也不能认为是正常的，应当有所调整。”会计人才供给过剩，问题出在哪里呢?1996年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3 021 076人，其中财经类194 206人，所占比例为6．43％，普通高等教育中财经类在校生结构是合理的。会计类专业在校生52万人，竟然远远超过普通高校财经类的19万人，这些在校生从哪里来?纪宝成提供的数据无疑是权威的，问题肯定出在成人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等盲目发展会计教育上。在人才供大于需的会计职业领域，还能够提倡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吗?办职业教育不考虑教育供给能行吗?

马庆发在分析德国职业教育时也指出：“当今双元制职业教育面临的严峻问题是：企业提供的徒工职业培训的位置越来越少，据有关资料表明(1992～1994年间)培训岗位减少了20％；据调查500至2 000人规模的企业，40％的企业打算减少培训位置；2 000人以上企业，占60％的企业打算减少培训岗位。如此下去，双元制职业教育难免走入‘死胡同’。总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有文化、教育传统、经济发展的制约和出生率下降，更有其本身的原因，具体归结为双元制职业教育成本太高和缺乏更多的吸引力。所谓成本高，包括培训时间长，劳动市场迅速变化，企业难以作出较长的培训计划；费用高，每名徒工每年培训费为2．5万马克，而企业直接招大专毕业生，进行一次性培训只需5万马克。缺乏更多的吸引力具体是指：培训的职业很大一部分难以适应技术和企业产品的发展，因为国家认定的培训职业，现在许多已被淘汰，而现今社会出现的新职业，如众多的服务性职业一时又难以列入认定职业培训范围：再有愈来愈多的年轻人将大学的学习视为最有前景的就业之路，况且企业界和经济界更加欢迎大学毕业生充实到就业行列之由”

 中国驻德国使馆教育处姜锋也指出相同的问题：“据统计，从1991年到1996年德国就业人数由3 65l万降到3 446万，其中工业部门等传统行业减少了342．2万个就业位置；与此相反，服务业等新兴行业的就业位置却增加了137．2万个。这一数据表明，德国经济结构处于调整之中，传统的行业逐步减少乃至消失，导致大量裁员，失业人数增加，截止到今年9月，全德失业人数高居430．8万，失业率高达11．2％。对‘双元制’职业教育而言，这一事实意味着企业提供的培训位置相应减少，而同期申请接受职业培训的人数在增加，导致到今年9月份德国有150多万年轻人没能找到培训位置，令社会各界深感忧虑。”

这些事实说明，只有把握劳动力市场需求和教育供给两方面的信息，才能科学地调控职业教育和发展职业教育。按教育需求和供给发展教育是办一切教育，包括职业教育的基本原则。

三、明确计划调控、行政调控的局限性，重视市场调控及力量，必须将人才市场调控作为调控教育结构的主要方式

传统职业教育思想非常重视教育规划或计划(包括预测)和教育行政的力量。世界和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程和经验，证明单纯依靠教育规划或计划的力量和教育行政的力量，是不能够调控好职业教育的。

首先，单纯运用教育规划或计划调控职业教育的局限性表现在：(1)进行教育预测的资料往往是不充分的，教育分析所依据的统计资料也因计算口径、范围不同，缺乏可比性。资料的不充分和不可靠，可能导致预测结论的失误。例如，在进行教育国际比较分析时，许多专家广泛运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报告中每10万人口中有大学生477人这一数据进行比较分析，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1990年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的公报(第1号)》中，每10万人拥有的大学人数达1 422人，1982年为615人。不同来源的资料差异如此巨大，教育预测结论的可信度自然是很差的。(2)进行教育预测依据的数学模型是简单和简化的，难以说明瞬息万变的复杂的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进行教育分析所依据的指标也是简单的，极易导致错误的教育决策。

实际上决定大学生就业岗位及多少不是人口绝对数，而取决于中国经济发展规模总量。(3)职业岗位上千种，差异性很大，并且对教育的需求十分复杂，其职业结构和人才素质有很大的个性，教育行政机构无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详细的预测、规划或计划。正像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无法计划成千上万个产品生产和销售一样，教育行政根本不能科学计划或规划成千个职业岗位的职业教育。

其次，教育行政力量无疑是巨大的，但教育行政部门缺少人力及其存在的机构障碍、人员素质障碍，使得单纯利用教育行政力量难以将教育调控好。现在都知道会计人才供给过剩，但教育行政部门却难以制止许多学校的新高职继续上会计专业。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因此，职业教育的调控必须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于教育的调控肯定存在积极作用，当然也存在市场失灵现象或消极作用，但从根本效果看，市场具有自动纠正效应，市场最终将迫使学校纠正错误。汉中师范学院的教改实践就是最好的证明。20世纪90年代初期，汉中师范学院在办非师范专业热的情况下，“曾上马会计学、化工、公关与文秘、商贸经济管理等非师范专业，由于专业定位不准，加上经济形势的变化，学生一毕业就面临就业难，不少人最后还得到急需师范人才的中等学校就业。这一教训使我们痛下决心进行专业结构调整，现只保留3个非师范专业，其余全部改为师范专业。”

所以，要做好职业教育这篇大文章，必须重视市场力量，必须将职业教育由计划机制转到市场机制上，并辅之以计划手段和行政手段。

四、审时度势地借鉴国外职教思想和模式

教育环境和形势不同，就应当采用不同的教育思想、策略或政策。因为，审时度势地作出决策是最重要的决策思想或管理思想，当然也是管理教育的思想。

毫无疑问，福斯特的职业教育思想已经由20世纪60年代非主流派思想演变成为90年代的世界职业教育主流派思想，但我们仍然要审时度势地运用这种思想。我们也不能忽视传统派代表巴洛夫的职教思想，也要审时度势地加以运用。巴洛夫关于“非洲教育的根本需求是大规模地发展各级学校中的技术教育和农业教育计划”的思想，对我国设计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仍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又是一个农业大国。时下，农村存在巨大的隐性失业人口，因此，农村教育是中国教育最薄弱的环节和最困难的环节。故而，在广阔的农村举办一定数量的普通初中和高中，让有才能的学生升入高等院校，成长为国家栋梁之才或能够走向国内、国际人才市场的专门人才；也要举办技术性初中和高中以及兼有升学和职业两种教育目的的综合初中和高中，让一部分不能升入高等院校的学生及农民掌握农业科技知识和技能，为农业科学化、效益化、产业化服务，而不去加入城市就业大军和失业大军，将农村巨大的隐性失业人口消化在农村产业化和城镇化中。这是符合国家发展战略和就业战略的。当然，农村教育分流应当贯彻自愿原则，不能强制分流。

城市则不能采用农村的教育政策。城市人没有农村人拥有的土地资源，只能依靠职业谋生，并且城市就业压力很重，人才就业市场供大于需的矛盾很大。因此，城市宜采用福斯特的职教思想，使用推迟职业教育主要年龄阶段的策略，大力发展普通高中和高等教育，推迟就业，大力提高国民科学文化素质，瞄准国际人才市场，适应“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同时，也应发展一定数量的兼有两种教育目的的综合高中和中专教育(中等教育要兼顾职业和人的可持续发展两种目的)，以满足社会和人民群众的多元化教育需求。当然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也可采用这一套教育发展策略。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中国教育发展客观上存在非均衡发展。中国应当采用教育非均衡发展战略，因地制宜发展教育。也只有从教育非均衡发展战略上着眼，才能审时度势地发展职业教育，做好职业教育大文章。

五、借鉴国外职教模式必须注意教育环境及适用条件

借鉴国外职教模式，必须注意其教育环境，重视营造与职教模式相适应的办学环境。例如，我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只注意职业教育的特性，将部分高中改为职业高中，大量举办中等职业学校，并将中等职业教育办成一个封闭的与普通教育没有沟通的中等职业教育体系。在最初时期，由于中等职业教育的毕业生能顺利就业，还未显示其弊端。当职业教育毕业生供给与需求发生根本改变时，其弊端日益显露，就很难有受教育者敢接受既难就业又不能发展的“断头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滑坡不可避免。如果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改革中等职业教育时，注意国外发展职业教育宽松的职教与普教相互沟通的可选择的教育环境，并在调整中等职业教育结构时，营造相似的教育环境，中等职业教育的改革就应当是比较完善的，不会大量地误人子弟。再如，德国的“双元制”是适合培养技工和高级技工的技术职业教育。但这种职业教育模式并不是万能的、普遍适用的教育模式，至少在财经、教育学、体育、军事、哲学、法学、文学、历史学、医学、管理学等学科就不能运用。因为这些学科培养的人才不可能定位在一个或几个企业，有些甚至根本不向企业培养输送人才。把培养技术和技工职业教育的经验、理论、规律等运用于一切职业教育，会产生什么样的恶果，是从事学校教育的工作者都十分清楚的事情。

不注意职业教育模式相应的教育环境和适用条件，不仅不能做好职业教育这篇大文章，反而会危害职业教育的发展，并伤害受教育者。

六、必须将终身教育和素质教育思想作为职业教育的最重要的指导思想

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类型。终身教育和素质教育思想是所有教育都普遍适用的教育思想，因此，这两种教育思想，必然成为职业教育的最重要的指导思想。当前，职业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适应终身教育和素质教育的思想。

传统职业教育只重视受教育者职业能力，尤其是操作能力的培养，是一种教育的急功近利思想，是一种教育上的“近视眼”。

在这种教育思想指导下培养的专门人才难以适应职业竞争所产生的职业流动和替换，缺乏人最宝贵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知识迁移能力，理所当然地要受到人民群众的“歧视”，受到人才市场的拒绝。

就学校教育而言，各级各类学校都要将本学校的教育看成终身教育的一个阶段，妥善处理本阶段教育与下阶段教育应完成的教育任务，注意本阶段教育与下阶段教育的对接，做到该由下一阶段教育完成的事，并且本阶段教育可做可不做的事，本阶段不要做，而应集中精力做好本阶段教育必须做好的重要工作。各级各类职业学校都要研究职业岗位对相应人才素质的要求，根据这些要求和本阶段的培养任务(或重点)，制定教学计划，设置课程，改革教学内容，组织和实施教育。在这一切教育设计和实施中，要特别注意处理好文化基础课与专业课(包括专业操作技能课)的关系，使学生既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又精通专业，并具有较强的动手操作能力。这样培养的人才既有一定的职业能力，又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尤其对专科和中专教育而言，这是今后教育改革应解决的重点问题。

（作者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学科评议组成员 纪宝成）